消息的一经公布，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事实的中国人民，如同天塌了一般，街道、码头、工厂无处不听闻悲泣的哭声。

  对于这样一位用自己思想推动民族独立的领导者，世界各地也深深受到毛主席的影响。因此，在这一天各个媒体都在不断对毛主席的讣告进行报道，作为远居加拿大的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，在这一期间也受到了大量的关注。

  当记者将这一消息告诉他时，张国焘的回答字字戳心，让人动容。他究竟说了什么？为何会让人如此感慨？

  张国焘又名张特立，出身官宦世家的他是家中的长子，殷实的家境再加上长子的身份，让张国焘的父亲，自幼就将他带在身边，悉心培养，并经常与他就国家大事又或者是古代典例进行探讨。在父亲的精心教养下，张国焘在1916年的时候考上了北京大学。

  此时的北京大学里掀起了学习新思想的热潮，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张国焘时常阅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书籍。很快，在新思想的引导下，张国焘心中种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苗，并渐渐成长为了一名爱国青年。

  但与张国焘顺风顺水不同的事情是，毛主席的求学经历则坎坷得多。因为爱读书，毛主席的父亲时常因为他读书耽误农活而对其进行责骂。可这样的求学经历，并没有让他因此退缩。

  随着对新思想的慢慢的接触，对当前时局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毛主席，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。最后在杨昌济的介绍下，结识了李大钊，这才得以在北大图书馆谋得助理职位。至此，毛主席白天工作，晚上以及闲暇之余都被他用来认真研读新思想，寻求救国之路。

  因为彼时的张国焘，在北大中十分积极，能力出众，所以在学子的推选下，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领头人之一，并受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器重。

  这一期间，毛主席与张国焘多次在图书馆相遇，但对这个身着朴素，满口乡音的年轻人，张国焘与其他的学子一样，尽管知道他的存在，却并不屑于与之搭话。

  一日，张国焘一如往常的到图书馆中找李大钊，恰好毛主席也在场。对于这两个异常优秀的青年人，李大钊都十分喜爱。因为两人并未见过面，并想让他们能成为朋友的李大钊，赶忙向毛主席介绍张国焘“这位是张特立，张国焘同学”。

  听罢，毛主席热情的伸出手，笑着自我介绍道“湖南毛润之”。对此十分不屑的张国焘，在与之握完手后，只是简单地点了点头回应，而后就转身与李大钊交谈起来。

  作为一直冲在爱国学子前列的张国焘的各种优异表现，都被陈独秀与李大钊看在眼里。因此，在成立北京小组后，李大钊就将张国焘任命为小组组长，在这一期间，张国焘也不辱使命。先是为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，捐出了自己一年300块的生活费，而后还积极指导工人运动，立下了不少功劳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回到湖南的毛主席也在湖南创办了，湖南小组，积极发展湖南农民工人力量，并在这一事件里，还积极创办湘江评论，向湖南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思想，极大的鼓动了当地的青年，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。

  在长期领导农民起义斗争中，随着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思想书籍阅读的不断深入，对当前的形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，并渐渐地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，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，从这时候起，毛主席就慢慢的开始隐隐萌生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探寻的新的思想。

  1921年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，中国自身客观条件已经很成熟，再加上共产国际的建议，一大在有“东方巴黎”之称的上海召开。在这一时期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奔赴上海，参加这场伟大的会议。

  尽管众人都想见一见中国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，为中国创建准备思想条件的革命者李大钊。但因为7月之时，正值北京大学期末考，忙不过来的李大钊，只得派张国焘与刘仁静代替自己前往参加会议。

  而因为李大钊的原因，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中担任着类似于“秘书长”的职务。这一条件，让张国焘十分满意。所以他一改初见时候的模样，在迎接从湖南舟车劳顿，风尘仆仆赶来的毛主席的时候，一副热情的模样，并十分高兴的说到“润之，辛苦了”。

  不仅如此，在这一期间，但凡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出席的会议，都会由张国焘与之汇报会议的情况和进展。所以洋洋得意的张国焘，在会议中还很是热切地与毛主席，就中国的创建问题进行探讨，甚至很是熟稔地与主席，高声的谈起了自己在北大领导五四运动等活动时候的事迹。

  一大的顺利结束后，中国的正式成立，而张国焘也在众人的推选下，被选为党中央三人领导成员中的中央局组织主任。

  1927年，随着蒋介石背弃了自己革命的初心，与封建资产阶级为伍，中国原本燃起的光亮被其狠狠掐灭。至此，在大肆捕杀下，中国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

  7月，受到中央的委派，张国焘到南昌对大革命失败后续工作进行善后，在临行前张国焘找到毛主席传达中央的命令。“中央让你到四川去，那里是鱼米之乡，更是天府之国，你十分善于搞农动，那里又相对安全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一定会大有作为”。

  张国焘话音刚落，毛主席就不假思索地拒绝了，并表明了自己要到湖南去。听到毛主席的这一决议，张国焘十分吃惊，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，也是毛主席革命的初始，那里的军阀和地主都对毛主席恨之入骨，如果贸然前去，只怕会十分危险。

  但相较于张国焘的激动，毛主席却只是淡淡的说“我不甘心农动就这样完了”。尽管在这之后，瞿秋白也前来劝阻，但毛主席却表明了自己住不惯高楼大厦，而后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到“我要到湖南去，搞起义，上山结交绿林好汉”。张国焘与瞿秋白只好尊重毛主席的意见，不再劝阻。不久后，毛主席回到湖南主持秋收起义，两人至此没了联系。

  时光荏苒，一转眼8年时间过去了，在这一期间，毛主席当选为中央，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致。

  1934年因为博古等人错误的领导，让红军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失利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，至此红军长征拉开了序幕。在这一时候，随着毛主席率领着红一方面军，四渡赤水，横渡乌江，跳出层层的包围圈后，开始北上与红四军会合。

  因为彼时的红四军驻扎在大西南地区，在这里地势偏远，蒋介石的部队无暇顾及。所以在这样的优势条件下，张国焘带领的红军部队得到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，人数猛增到了8万人。

  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张国焘对中央军还是有极大的尊敬的，所以在收到中央的指示时，张国焘马上就开始着手准备欢迎中央军到来的相关事宜。6月25号，毛主席与周恩来、朱德、张闻天等早早来到两河口场口。

  很快，张国焘等人也在大批警卫员的簇拥下出现。毛主席十分高兴的走上前，搂住张国焘喊道“国焘同志，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到一起啦。”张国焘也十分高兴的说道“老毛！你们辛苦啦”，而后一行人都很激动地握手拥抱。

  然而，这样的融洽场面是短暂的，当张国焘从人处得知中央军不足3万，而且在的追兵下人疲马倦的时候，张国焘虚伪的面具当即被撕开了。

  在在两河口会议上，就红军下一步应该向南还是向北走展开了讨论。通过对当前的形势做多元化的分析，以毛主席为首的人觉得还是该向北发展为好，这样才不会错过在抗日热潮中红军的发展机会，并且南下会遇到大量的军队，这些都是麻烦，甚至会让红军自投罗网。

  但对此，张国焘却坚决反对，最后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，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的，当即表示“我主张南下川康了，如果红一方面军执意要北上，那么红四军将单独南下”。

  对于张国焘的激烈反应，毛主席为了团结中央，而后对张国焘一一解释中央做出这个决定的苦心，可就算这样，张国焘依旧无动于衷，不管不顾坚持自己的决定。而后甚至给陈昌浩发电报，要求其快速“彻底展开党内斗争”。但因为彼时的陈昌浩正在开会，所以这份电报就递到了手上。

  当这封触目心惊的电报内容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他坐不住了，当即找了个理由将电报交给了毛主席。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红军中无谓的牺牲，毛主席当即带领红一、三军团离开。

  很快，一意孤行的张国焘吃到了苦果，在南下的过程中，红四军很快遇到了部队。而后又遇到了众多挫折，不得已张国焘只得按照中央原先的计划北上，在陕北与中央军会合。

  因为在此之前，张国焘恶劣的行径对红军的团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对此中央对于张国焘的最新进行清算。甚至在与抗大学员的“面对面”会议上，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避重就轻，能藏就藏的态度，让红四军内的高级将领异常不满。愤怒至极的钱均脱下鞋子，对着张国焘就是一顿好打。

  但为了团结红军，对于张国焘中央还是选了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就跟张国焘不对付的王明，被共产国际以“钦差大臣”的身份委派回国了。

  让张国焘感到心惊的事情是，在王明回国不久后。自己原西路军依仗的几个将领被王明以托派罪名处决了，不仅如此，在这之后，王明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张国焘进行批评，以很多理由要求他写检讨，甚至指责他有托派的嫌疑。

  之后，原四方面军的将领何畏公开投敌，更让张国焘的日子过得愈发困难。至此，张国焘不断对自己的后路感到担忧，1938年4月，惊恐不已的张国焘假借祭拜黄帝陵的名义，从西安逃到武汉，而后公开叛变了。

  但随着我党的在战场上，势如破竹地将盘踞在大陆的重要军队势力拔除后，害怕不已的张国焘跟随逃到了台湾。而后因为在台湾地区被排挤，张国焘又举家搬到了香港，后又因种种原因逃到了加拿大。

  1976年9月9日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溘然长逝，在所有人都在为失去这一伟人感到悲痛的时候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找到了张国焘对他进行采访，在知道毛主席去世后，张国焘顿了顿而后回答道“我们的时代过去了，毛主席和我们一样不过是凡世之人，死亡不过是早或晚的事”。